加上京沪津渝四大直辖市，目前我国已有8座城市“2035总规”获批。这些城市均为超大特大城市，要么是直辖市，要么是副省级市。

  总体来看，北上广深都被赋予“国家级”、“国际级”定位，侧重点虽有不同，但明显高于二线城市。

  与之对比，二线城市，无论是直辖市还是省会，多数着眼于区域定位，被赋予引领都市圈、城市群乃至整个区域发展的重任。

  早在2017年，北京、上海的“城市总体设计2035”就已正式对外发布，赋予了两大一线城市非同一般的超高定位，且均指向“全世界城市”。

  与之对比，包括广深在内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设计，直到2024年才对外发布，且是国土规划体系改革的产物。

  7年过去，总规赋予的战略定位和区域空间格局，基本都已变成现实，京沪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地位有增无减。

  不难看出，北京侧重于首都功能，政治、文化、对外交往的优势毋庸讳言，而科创中心则得益于其对高校、大院大所和各类人才的强大集聚力。

  与之对比，上海更侧重于经济功能，从经济、金融到贸易、航运再到科创，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、金融、外贸、制造第一大市的综合实力相对应。

  前几年，“中国经济第一大市会否易主”一度成为关注焦点，虽然在口罩时期北京季度GDP一度赶超上海，在最终上海还是守住了第一大市之位。

  事实上，作为首都，北京虽然不乏调配全国资源做大自身经济的可能，但“经济中心”并非自身的优势所在。

  其实，早在上世纪中后叶，北京一度提出打造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，而最近10多年来，北京逐渐明确自己的定位，不仅不再提经济中心的概念，而且主动推动劳动力密集型、高能耗型产业更是向周边地区疏解。

  这体现在北京的产业体系上。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%，工业只有15%左右，支柱产业以互联网、金融、科研服务、文化创意为主。

  反观上海，既有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优势，又有长三角这一最大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腹地，经济发展长期处在引领者角色。

  在产业上，上海以金融、汽车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为支柱，产业体系更为多元，新兴起的产业发展势头更猛。

  当然，作为首都，凭借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，北京只要想做经济第一大市，可以说毫无压力。

  中国只有4个一线城市，京沪凭借其老牌城市和直辖市的身份占居其二，而广州、深圳则是最近三四十年异军突起的存在。

  我在《中国城市大变局》一书讲过，计划经济时期，“京津沪”之名可谓不无认知，当时的天津足以比肩一线年前后，“北上广深”的概念才不胫而走

  同为一线城市，但一个是省会，一个是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，城市定位和核心功能从而有了区别。

  广深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，是我国仅有的三大“科创双中心”之一，集国家科学中心、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为一体，两城作为承载地并不令人意外。

  广州最突出的定位当属“综合性门户”，而深圳则是“全国性经济中心”和“国家创新型城市”。

  所谓门户，居于国家的战略要津，在国家层面承担对外交往、资源配置功能，代表国家开展国际交流。

  与广州相比，深圳缺少“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”、“全国综合性门户”、“教育科技文化中心”等三个重要定位。

  广州的外贸、科学技术创新等，与深圳有一定差距，近年来经济提高速度不及深圳，亟待加快产业转型，培育壮大更多新兴产业。

  从已批复的二线城市总规来看，与与北上广深更多被赋予国家级乃至国际级定位不同，二线城市主要着眼于区域功能，个别领域担起国家层面重任。

  前些年，“国家中心城市”一度为无数城市所追逐，但在最新规划中，这一概念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  令人意外的是，作为9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的成都，这一次只拿下了“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”

  当然，连深圳都不是“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”，其他城市能不能拿下“国中”，意义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

  成渝，引领西部。成都获得“西部经济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、科学技术创新中心”的核心功能，而重庆则拿下“西部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和对外开放门户、长江上游航运中心”的功能。

  天津，立足北方。在总规中，天津被赋予“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、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”等功能，其中“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”是其他同能级城市没有的定位。